如今的崔永元，虽然已经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，但是时代的阴影，还是避无可避地落在了每个主持人的身上。崔永元的抑郁，也是这个娱乐时代的焦虑。当尼尔·波兹曼用专着《娱乐至死》来探究和哀悼美国20世纪后期的文化变故时，人们赫然警醒到，在21世纪的娱乐时代，畅谈理想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现在人们需要的，也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，快速地接受信息，又更快速地遗忘。
就在这次主持人论坛期间，《艺术人生》以“理想2005”为题，在上海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，邀请11位不同时代的优秀节目主持人，畅谈他们的理想与现实。“理想”一词是由白岩松提出来的，他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“过去这25年当中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我们要改变世界的梦想来做电视的。在一个大家都不谈论理想的年代，我们坚持用这个名字，警醒着同行与自己。”作为11位嘉宾之一的杨澜，因为有了自身的切肤体会，所以对“理想”这个主题的理解更有发言权。在接受朱军的采访时，她说：“当你为了一个理想去努力奋斗，而且经历过挫折的时候，我认为你对整个世界的理解，会更深一步……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财富，你经历过很大的欢喜，也经历过很大的挫折，但是你还是能够站起来，重新回到你要做的事情上来，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很大的考验，我很高兴我经历了这样一次考验。”
穿着粉色衬衫的杨澜谈笑风生，用调侃的语气轻松应对着朱军，而其内心经历过的冷暖甘苦却只有自知。阳光卫视出售之后，《杨澜访谈录》终于从天上接到了地气，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收视为王时代的考量，这档承载了她人文理想的节目，是否能在电视泛娱乐化的大浪中，做到“深度”和“收视率”两者兼得呢？
